事实上，避风港原则中的书面通知程序有利于规范服务商和著作权人之间的举证责任，同时还有利于防止基于恶意的不实通知。

就是说公平正义的精神和价值要在法律条文、制度制定、工作机制及执法实践活动中得到体现和实现。当然，要求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并不是要法官过苦行僧的生活、不食人间烟火，而是要做到知足常乐，从追求物质的占有转向追求精神的充实，从追求享受转向追求人格完善、家庭幸福等方面的健康生活目标，并努力在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和为人民服务中体现出自己的人生价值。

这深刻论述了公平正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要让法官始终跟上时代的要求，在时代的广阔背景下实践公平正义，就必须坚定始终学习、终身学习的观念，通过更新学习观念，搭建学习平台，让广大法官有学习的意愿、有学习的任务、有学习的途径。但是，公平正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又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特点。由于历史的原因，老法官大多学历层次较低，他们的法律知识大都是通过工作中的业务培训、业余大学等方式积累起来，对法律缺少系统地、深入地学习。牢固树立公平正义观念，要求人民法官必须坚持走和谐司法的路子。

人民法院就其本质而言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司法公正是人民法院的生命和灵魂，而司法廉洁则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也就说，不管是通过什么途径达成调解，都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如果当事人自己不愿意接受调解，那么就可以诉诸法律，要求法院给出公正的裁决。从无序到有序，从无政府到有政府，关键在于不确定性的缩减和确定化程度的提高。

本来，法院以其工作性质是很难让所有人满意的，甚至可以说大多数案件的审判都很容易导致一半人(败诉方)的不满。对应然的误解导致两种民意对峙所谓司法民主化命题的最大特征是把审判权与调整问题切割开来，让法院直接面对应然问题。在上述背景下展望2012年之后的中国发展，可以认识到，关键在于建立和维持牢固的政府信用。应然与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以及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也就是与萨维尼(Friedrich K·v·Savigny)所说的民族精神相关。

但是，在地方政府债务占GDP的30%、人民币实质性升值幅度决不能超过30%这样狭窄的选择空间里，一窝蜂式的群众政治以及大调解很可能扭曲民主化进程、增加社会的不确定性、甚至带来系统瓦解和行为失控的后果。因此，律师适合对公民个人的诉求进行法律加工和辩护，也可以对规则的严谨性进行严格的检验。

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民主政治应该侧重应然问题，按卢曼(Niklas Luhmann)所谓目的之程序编码进行制度设计，通过立法表达人民的意志。就像面包与马戏政策、温泉宫里的奢靡社交以及角斗场里的嗜血狂欢导致罗马帝国走向衰亡那样的众愚政治，就像优厚的年金、过量的公务员以及对偷税漏税行为网开一面的姑息导致当今希腊陷入严重财政危机那样的众愚政治。最后，是具体的两者合意关系而不是普遍的正义成为法律决定正当化的基础，客观的、中立的司法概念也就溶解于无形。由于司法判断是一种基于调停、和解的共同决定，所以审判人员的责任是难以确定的。

在上述状况设定之下，其实是很难产生司法腐败的，也无需叠床架屋的监督。在这类场合，规范如果不刚性，审判权如果不独立，无可回避的调整问题就无法解决，秩序也就会失去屏障。而在不确定性增大之际，除了程序之外，必须更进一步强调责任。金融危机下的民主航海图与法治之锚通过预算议会调整事实上的力量对比关系，通过独立审判实现形式上、机会上的平等增强政府信用，在日益增大的全球不确定性的大海中投下中国的维稳之锚不确定性与政府信用在构想未来的法律秩序之际，决不可忘记一点，即：天下正在巨变。

在2008年9月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社会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了。按照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设计，立法权的行使以目的为本位，具有政策指向，容许政治妥协。

可想而知，司法腐败的余地也就越大。在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法治应该也完全可以反过来成为民主的基础。

所以，民主与法治是互为表里、互相依存的。基于同样的理由，无论如何防止司法腐败，都将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行政权的行使强调等级、效率、能动性以及灵机应变。这等于把欧洲500年的进程浓缩到50年里重演，把三种不同的秩序类型镶嵌到一个体系里重组。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民意——立法上的民意与司法上的民意——的对峙格局，可以看到审判人员甚至有可能以民意或者当地舆论的名义无视现行法律体系、突破审级制度。而大调解提供了最方便的通道。

应然与调整的互动关系从解决调整问题的角度来考虑司法的功能，审判独立原则不外乎一种协调各种不同权力关系的法律尺度，是防止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失控的制度刹车，是秩序正当性和社会公正的可视化堡垒。尤其是在相对比较集权的政治结构里，审判独立可以为权力划出有限性的清晰边界，同时也为权力提供正当性的制度支撑。

如果把法院的工作方针定为让大家都满意，等于给自己的脖子套上了绳索。因为这个壁垒一旦坍塌，侵权现象就将在社会中四处横行，最终将危及国家根基。

当行政部门滥用权力侵犯公民个人权益时，通过行政诉讼制度对力量对比关系进行矫正，也是在国家与个人间发挥法律的调整功能。与此相伴而生的是法官裁量权也越来越大。

展望2012年之后的中国发展，关键在于建立和维持牢固的政府信用。从这样的视角来看中国的法律意识和有法不依问题，除了必须克服权力结构上的弊端之外，关键在于如何适当区分应然和调整，充分发挥法律在调整方面的功能，让法律在应该刚性的地方硬起来。凸显调整功能，使法律的效力刚性化在应然层面，道德话语的卷入会使司法推理复杂化，进而导致规范的弹性化。有些地方法院提出的所谓零判决口号，其实质就是零责任。

概念内容的说明应然是指应该做正确事情的义务，涉及价值判断、道德以及正当性根据。司法参与应该是以程序公正和法律解释共同体等制度条件为前提的，而不是对制度的否定。

在追究法官错判责任的压力之下，越来越多的法官难免倾向于逃避责任负荷。一切取决于当事人的讨价还价和妥协，没有判决，还需要法官吗？或者也可以说，调解之类的非正式解纷方式，在特殊的语境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蜕变成了某些法官滥用裁量、推卸责任的手段。

法治的基本维度：应然和调整强调法律程序的重要意义就是把复杂的应然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调整问题进行处理，尽量在技术化、理性化的条件下，化解进行适当的价值判断的困难问题状况的分析中国出现能动司法和大调解现象的主要缘由，在我看来，还有法律两种基本维度的纠结所造成的误解。从这个角度来看，2012年以后的制度变迁决不能等闲视之。

至于与党派性相关的价值判断，应该主要放到行政部门或者律师事务所层面去处理。即使从解决应然问题的角度来把握司法，也需要坚持审判独立原则，否则就很容易使规范融化在琐碎的事实之中。但更大的冲击波来自发达国家。而政府信用尤其有赖于高效而公正的秩序，即有赖于法治和民主。

因此，在财政收入达到十万亿元的巨大规模、社会保障成为主要民生议题的当下中国，民主化应该从预算透明化起步。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旷日经久的民法典编纂一直难以竣工。

但是，国家之所以为国家，是必须在不确定的状况中提供确定性的。中国特色意味着本土特殊性，与法律体系内在的普遍性指向和参与全球治理的时代使命之间其实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尤其是法律的调整功能长期遭到忽视，使制度改革无法跳出意识形态的纠缠。与民主政治相关的应然问题，应该主要放到人民代表大会层面去处理目的与条件的区分可想而知，这样的司法民主化，实际上既扭曲了司法，也败坏了民主，还误解了具有某些民主色彩的司法参与命题。